“不好意思,我们只招重点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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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发布日期:2019-09-06 09:42 浏览:11次

【真故文探】是真故推出的故事精选栏目。大学其实是在大四开学结束的,自习室、食堂里攒动的人头,变成招聘会上的人头,自命不凡的人们开始接受职业的检视薪酬价签拨弄着这样一群社会经验不足的新鲜人,青春无价,但这时似乎又有了价格

毕业生日子,是一种跌落模糊和感伤混合的味道,一直到你褪去敏感,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

2006年大四上学期,已经没有人心思在学习上了。大学毕业后,该怎么办?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家里有关系的,毕业后能进入公立学校当老师,这波人是最不急的;决定考公务员的同学,也已经蓄势待发备考了;考研的同学,找好了租房和教室,报了考研班,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剩下的人,开始着手找工作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也不是没想过要考研,但我知道我拿不到毕业证,因为我有两年学费没有交,又加上我父亲中风,这个情况下我只能找个工作。

没有找工作之前,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几乎是隔膜的,甚至是天真的。大学四年,同学们忙着考各种证件(英语四级六级、计算机二级等),有的大一就开始为未来的考研做准备,而我一直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当然有时候也去饭馆里做做服务员,报酬是中午管一顿饭;有时候寒假时找家教的工作,一天五十块钱)。

我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报考大学志愿时,所有的学校填的都是这个志愿。但在班上,多数人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并不怎么喜欢文学,再加上我们的学校不是很好,他们很早就开始为能够有个好的未来做打算。

而那时对这些,我是不屑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饿狠了的人,进到图书馆,眼见一排排藏书,如同闯入香气四溢的面包房,赖在里面不想出来了。

每天,我都抱着一堆书看,各个作家的都扫荡一遍。一晃到了大四,书的确是读了不少,那些需要考的证件却一样也没有。这时,我心里开始有点慌乱。

但即便是考了这些证件的人,跟我的境遇也差不多。最直接的打击,来自于招聘会。听说武汉某高校有学校招聘会,我跟几个同学连忙买了火车票赶过去。招聘会设在大学的体育馆,一进去真是被吓到了,每一个隔间都挤满了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厚厚一沓简历,有的已经在面试官面前侃侃而谈;有的西装革履,带着焦灼的神色拎着一袋子证书;有的坐在角落抹着眼泪打电话。而我和同学老杨、举子一时间茫然无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投简历。

看到一家企业招文案,要求文笔好、有创意,我觉得我有点儿机会。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伍,终于轮到了我。我把简历递过去,面试官低头看了一眼封面我的学校名,没有伸手接:“不好意思,我们只招重点大学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被扒光了衣服,一时间无地自容。面试官继续说:“麻烦你让一让,让后面的同学过来。”我把简历收起,灰溜溜地走开。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放眼望去,在我眼中都是名校学生。我这个来自偏远地区、偏远大学又没有任何证件的学生,拿什么跟人家竞争?一下午,没有一家接我投的简历,我从一开始的意外吃惊到后面的麻木接受,也是老杨和举子所碰到的。 

我们既疲惫又沮丧地回到了小旅馆,大家都没有说话。为了省钱,我们订的是一个单人间,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窗外小巷子里人群走动,热闹非凡,我忽然心生羡慕:“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都能养活自己。而我,却一无所能,不知道我的未来出路在哪里。

我开始为自己的学校自卑,也为自己这几年浸泡在读书之中却毫无危机感而惭愧。毕竟,我家里为了支撑我上大学,已经拼尽全力,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了。而现在拿什么回报他们呢?

我想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叔叔跑到我家里说:“庆儿这个学校,不算大学。你还是别让他去读了。”我当时听了特别气愤。我成绩向来不好,从来都不是尖子生,好不容易考上本科,虽然只是个三本,也算是能上大学了。

因为是二级学院,所以学费特别昂贵,每一年要一万元,这对我们这个年收入只有一万左右的农民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几乎难以承受的。我父亲为难了很久,问我:“你要不再复读一年?”我立马回绝了,担心我再考一年,连本科都考不上。父亲沉默了半晌,说:“那行,我去凑钱。

我靠在右厢房的门框上,看着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只有六千,父亲又去向亲戚们借了四千。他们一张张地数钱,生怕错了。而我那时候心里激动不已:“我终于要去上大学了!

现在想想,我看到了那个场景中自己的自私和残忍。我只想到了自己,却毫不在意父母亲的犹豫与压力。大学的前两年,学费都交齐了。到了大三大四,家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那时我们这边二级学院的学生没有资格申请助学贷款)。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三百元,到了月底经常就快没钱了,虽然我花钱很省。我经常陷入被退学的恐慌之中。因为学校经常派辅导员来催我把学费给缴清,而我毫无办法。

有一回我花了五块钱在学校外面的浴室洗了一个澡,打电话时跟母亲说了,母亲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五块钱?这么贵!你不要这么浪费钱。

我没有想到母亲会这样,心里感觉特别委屈。五块,其实也不多的,可是母亲为何要这样责怪我?但后来想想母亲那时压力肯定很大,每一块钱都是不好挣的。

大四时,父亲中风,半边手脚不能动,家里的境况可谓惨淡。他每天都坐在门口发呆,母亲经过时说:“你不能死,你儿子还要念书。”这些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现在我总算要大学毕业了,找个工作却几乎是大海捞针,叫我如何面对我的父母?从武汉回学校后,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问起,我如实回答,电话那头只是叹气,倒是母亲强打起精神说:“没得事,慢慢来。你莫压力太大。”挂完电话,心中沮丧不已。

从武汉回校后,父亲打电话来说:“你姨爷哥哥在一家日报当主编,那里听说要招记者、编辑。我已经让你姨爷给他哥打了招呼。”既然家里打理了关系,那工作应该能十拿九稳了。

说来好笑,在此之前我是鄙视那种托家里关系得到工作机会的人,经过招聘会的打击之后,却为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而沾沾自喜。

我把消息告诉正在备战考研的小宇,她兴奋地说:“不错啊,祝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当时我们站在教学楼的三楼,放眼望去,教室里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埋头自习。这是一个无法让人拿得出手的学校,大家都卯着劲儿想考到那些有着响当当名字的大学。

小宇趴在栏杆上,揉着疲倦的眼睛:“我做了一天的模拟试题,心理崩溃好几次。”她想考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听说竞争非常激烈,没有充足的准备是不行的。

为了给父亲治病,当时家里已经没有钱给我了,我揣着小宇借给我的钱买了火车票去了那座城市。时至隆冬,刚出火车站,冷风如一双大手往我脸上扇耳光。

火车站离报社有五六公里远,为了省钱,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去。路旁还有几天前下过的残雪,街道上空空荡荡,偶有汽车开过。

我想象着未来自己会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街道边光秃秃的行道树,我会看到它们春天来时绿叶繁茂的样子;建到一半的楼盘,我也会看到一个个房间里会填满入住的家庭;我会成为一名记者,行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发掘新闻,关注民生疾苦……

虽然冷得直哆嗦,心里却洋溢着饱满的幸福感。走到离报社还有两公里远的地方,我不小心踩进雪水里,鞋子连带袜子都湿了,连这个都不妨碍我雀跃的心情。

姨爷的大哥,我叫他大伯,过去在姨爷家拜年,偶尔还能碰到他,但从未说过话。说到底,我们还是陌生人。姨爷已经提前给他打过招呼,他也客客气气地请我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安排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

等他走后,我躺在床上。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所以说也最便宜。灯一关上,黑暗顷刻间来临,唯有从门缝透出一线光来。也许我有空间幽闭症,躺了一个小时,怎么也睡不着,总感觉在暗处有人藏身,眼睛灼灼地盯着我。

我爬起来,去前台问有没有带窗子的房间。前台把我引到了二楼,让我补交了五十块钱。我真是太过奢侈,这五十块可以让我吃一个星期的饭。但没有关系的,不是吗?我马上就要有工作了!一想到此,我睡意全无。

先笔试,后面试。笔试除开做试卷外,还需要我们走出考场,花半天时间去外面做采访,然后回来写一篇新闻。真是个刺激的考题。出了日报社大楼,站在大街上,我一片茫然。

跟我们一起来考试的,多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他们三五成群笃定地走到我不知道的地方,拿着纸和笔,脸上没有一丝犹豫。我走到了一条小街上,沿路的小摊贩们迅疾警觉着盯着我,兴许是我手上拿着一个黑皮本,看起来像是政府机关的人。

我走到哪里,他们的目光跟到哪里。喧嚣的声音无形中压低了,买菜的、卖手工鞋的、卖廉价衣服的……都闭上了嘴巴,默默地等待着我的离开。

我蹲下来问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菜贩,他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看我的时候也是咪咪笑。“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啊?”我鼓足勇气问了一句。菜贩嘴角咬着一支烟,点头说:“还成。”说话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来,抽出一根递给我,“你是什么官儿?”我摇手拒绝了他烟,说:“我是日报的记者,想了解你们的生活情况。

菜贩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真不是官儿?”我拿出日报社给我的黑皮本子递给他看,“我真是记者,你看这本子上都写了日报的名字。”他显然松了一口气,把烟放回口袋里,点头说:“你们记者要为老百姓说话啊!

周围的人一听说我是记者,纷纷围了上来。有人说:“物价上涨得太快了!”有人说:“某某巷子的路灯坏了大半年了,也没人来修!”还有人说:“我们那边的垃圾一直没人处理!”一时间,说话的声流从四面八方冲向我,我尽其所能地记录,可是都零碎不成篇,我不得不说:“你们能不能一个个说?

他们说话的声音小了下来,有人凑向我的本子:“我说的你记下来了吗?”另外有人说,“哎呀,我忘了补充一个细节。我说,你快写!

好不容易从那里脱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手上还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菜贩给的一颗大包菜和三根黄瓜、水果贩给的香蕉和苹果,我推脱再三,他们一定我拿去,不拿就是瞧不起人:“记者,你一定要写出来啊,要为老百姓说话啊。

我觉得分外羞愧。我骗了他们,我根本就不是记者。可转念一想,我马上就可以成为记者。成了记者后,我就可以为他们说话了。如此想着,我往报社走去。本子上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我该怎么从这么多的信息中组织出一篇报道来呢?心里完全没谱。回到考场后,我把塑料袋搁到脚边,还好没有什么人注意我,大家都在奋笔疾书。

笔试完后又面试,有一位考官领我去办公室时,问了我一声:“某某主编是你亲戚?”我点头说是。说完后,我感觉自己的脸都发烧似的红起来:如果我能留下来的话,谁能说得清楚这是我凭借自己的能力进来,还是靠关系进来的?

与此同时,我感觉自己给大伯也带来了难题:他未必愿意如此的,可他还是如此了,他的同事们会如何看他呢?心完全是乱的,坐在我面前的一排面试官抛出的问题,我回答得也没有底气。

回校后,小宇、举子和老杨,在学校东门外的川菜馆为我“接风洗尘”。他们对我应聘的细节极为感兴趣,毕竟我是唯一一个真正进入了招聘流程的人。我说得越多,他们问得越多。

说到后面,举子叹气:“羡慕你啊,我投了十几份简历,都没有任何回应。”我说:“我的也是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毕竟那么多名校的,我哪里竞争得过他们哦!”举子拍了我一下:“你别装了,主编都是你亲戚,你还在这里跟我装!

大家“哄”的一笑。一向稳重的老杨忽然发问:“进事业单位,肯定要求学历证明的,这个你咋搞?”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两年学费没有缴清,学校也不知道会不会“开恩”提前把毕业证和学位证给我。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要我家里拿出两万块钱来,简直不敢想。

但没有这些证件,那我怎么进报社呢?越想越觉得事情复杂。小宇看出了我的焦虑,忙道:“离毕业还有好几个月,肯定能想出办法来的。”大家都说是:“四处借一借,估计很快就能凑齐钱。

我本以为一周过去,就能收到面试结果,结果没有。又等了一周,还是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想打电话给大伯,又怕自己太过心急,给人家印象不好。等到第三周,还是没有任何回音,举子说:“你们寝室电话是不是坏了?”我得救了一般,赶紧跑到宿舍里检查了一下座机,让举子在他们宿舍打电话过来,结果一切正常。

举子又说:“他们会不会寄书面的通知呢?”我又跑到寝室楼一楼宿管阿姨那里问,阿姨手一挥:“根本没有你们320的信件。有的话,我肯定写在门外的黑板上。”我又一次沮丧地返回。到了晚上,想着大伯肯定没在工作了,我犹豫再三打了过去。大伯一听我的声音,便说:“小邓啊,他们还没通知你吗?报社已经定下了五个人,他们各个方面更优秀……你再好好找找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怎么结束通话的,我不知道。脑子嗡嗡作响,完全听不进去任何声音了。寝室里当时没有人,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没有去开灯。夜色无声无息地侵袭过来,唯有座机按键下面浮出一小块一小块绿色的光斑。电话那头只有“嘟嘟嘟”的声响,我放下话筒,转身把自己关在宿舍的卫生间里。

对面宿舍楼,纷纷亮起了灯,那些大一大二的男生们,在各自的宿舍忙活,有的洗衣服,有的看书,有的弹吉他,他们暂时还不用尝到这种滋味,可以无忧无虑地打发时间。而在我这里,时间如沉重的铅块,怎么也推不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是笔试,还是面试,还是因为大伯?没有人能给我确切答案。只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我本来以为平坦光明的人生路,此刻又一次晦暗了。

不知过了多久,宿舍里渐渐有了人,灯也打开了,光的白爪子一下子把夜色撕碎。我从卫生间出来,跟回来的室友文竹打招呼。室友没有发现我的异样,跟我说起他今天去网吧遇到的事情,我装作颇有兴趣地问他这个那个,心情也渐渐平复了下来。文竹又说起我们同宿舍的强子,他昨天已经回到了老家,他老爸已经打通了关系,让他在县里的高中教书;而另外一位室友李松,去了深圳姐姐家,听说那里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班上的吴玲,去了上海,听说已经过了面试,月薪有三千……

“三千呐!”文竹突然站起来大声感叹:“我现在连三百的工作要我,我都去!”他说起今天找工作的路上碰到一家宾馆在招保洁,他跑去问了一下,宾馆的人说:“我们不要大学生,只要下岗工人!”文竹转述这句时,我忍不住笑起来,文竹讪讪地坐下:“你当然可以笑啦,反正马上要去报社当记者了。我啊,哎,简直是前途茫茫啊!

过了几天,文竹兴冲冲跑回来告诉我一个消息,省里有一些县市的教育局派人来学校招支教老师:“这也是一次好的机会,去那里支教几年,表现好的还能留下来,还能有编制,这就跟找工作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了一堆材料,到了当天,去到学校的体育馆,简直跟我在武汉看到的招聘会一样,人头攒动。那些离大城市近的县市最受青睐,而处于偏远山区的摊位则无人问津。我先选了一个没有人去的摊位,一看那地方是在大山里的,负责面试的老师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转笔玩。见我走过去,他身子坐直,打量了我一番:“你是……”

我把简历递过去,他一看,接都没接:“我们不招二级学院的。”我尴尬地愣在那里:“怎么在自己学校都遇到这种事情?”火一下上来了,我把简历收回,赌气一般地喊道:“你会后悔的!”说完扭头走开。我又去了其他摊位,碰到的都是相同的情况——他们不要二级学院的。

远远地看到文竹,他垂着头靠在墙上。我走过去时,见他眼眶红红。我问他:“你还好吧?”文竹吸了一下鼻子:“没事儿,我再试试其他几家。

紧接着来的是本校招聘会,从市里来的各家企业在校园广场上迎接上成千上万本校的、外校的应届生,每一家桌子上都是高高的一摞简历。有些简历被风吹起,洒落在地上,被无数人踩踏。不过这次值得庆幸的是,终于有企业愿意接我的简历了。 

只要是跟文字工作沾边的,我都投了一份。我希望能做编辑和记者,如果能进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该多好啊。但我知道我进不了,我的学历太差了,更何况我很可能拿不到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我打电话问过辅导员能不能先把证件给我,回头我把学费补缴齐。辅导员说这个没有办法:“除非你找哪位老师写个以他的名义给你写个担保书,承诺你什么时候能交齐学费,在此之前,证件是可以给你的。不过你要想清楚,你到时候要是没有交齐,做担保的老师是要负责任的。”我想了想认识的老师,没有一个我敢开口的,毕竟我为什么要把别人拖进我的麻烦里呢?

这条路走不通,辅导员让我去找二级学院的领导。领导听完我的话后说:“两万块钱也不多啊,你让你爸妈去借借看嘛,你工作一两年就能挣回来的。”我又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领导有些不耐烦地回:“这个你跟我说没有用的。你只要学费交齐了,证件就会给你的。其他话就不用多讲了。

我还要说什么,他已经挂了电话。我当时站在宿舍三楼的走廊尽头,拿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诺基亚手机,不争气地哭了起来。他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是按规章办事。我能怨恨他们什么呢?我恨我执意要上学费这么高的学校。我恨我把家里拖入这样入不敷出的境地。我恨我成绩差考不了好的学校。我恨我现在跟个脓包一样站在这里哭个不停。

就在我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给了我:市里有一家广告公司,让我过去面试。我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小宇他们,举子把西装借给了我,老杨正好有一根领带,借给我后又帮我系好。笔试后又面试,见完人事经理后又见部门经理,最后见了总经理。等了两天,公司那边通知我通过面试了,月薪六百块,中午提供一顿午餐,下周一来上班。

我兴奋得想要跳起来,走在大街上,看阳光泼溅在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白云一朵一朵,走起路来像是踩在弹簧上,下一步可以飞到天上去。晚上我把消息告诉了家人,说起了六百月薪,父亲在电话那头苦笑了一声:“我打一个月工,也能挣个一千块钱……”

母亲这时抢过电话:“要得要得,万事总有第一步,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好好干,多听领导的话。”我连说好,连父亲的苦笑我也不放在心上。毕竟我终于有了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

考研的成绩出来了,小宇没有考上,她准备回老家当老师;举子被某县的教育局选中,等毕业后就去那里支教;老杨应聘上市里某中学的老师职位,一个月也是六百块……那半年时间,大家像是在狂风中的小鸟,历经种种或大或小的挫折,总算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路。

很快毕业典礼来了,每一个毕业生上台去是接受学校领导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也上了台。下台后,我打开红色的硬壳,里面空空如也。紧接着是最后一次散伙饭,我们这一班同学,聚在学校西门的学子餐厅,开始大家有说有笑,说着各自的求职经历,又调侃起考上公务员的同学未来当了大官一定要多帮衬,吃到尾声,大家都喝醉了,女生们抱在一起痛哭,男生们默然地坐在那里吸烟。班长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同学一场,以后大家要各种珍重。”还没说完,也哽咽了起来。

吃完散伙饭的第二天,同学们都要纷纷离校了。我因为在本市,所以还可以多待几天。送走举子,又送走小宇;送完老杨,又送走我的室友。行李箱在水泥上拖着,滚轮发出轰轰声。看着他们上了公交车,与他们挥手,直到车子消失在远处。

我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他们,回到校园,看着我们曾经一起坐过聊天的草地、一起跑步的操场、一起自习的教室,心里空落落的。再过几天,我也要搬到公司附近的租房里去了。那时候,我只能一个人走。

下课铃响了,从教学楼涌出一波又一波学生,他们像是海浪一般把我淹没在其中。我对他们忽然产生了羡慕之情。青春真好啊,一切都轻盈如燕。而我不知道未来的路会怎样,我送走的那些人也都不知道。

我们新的人生,在这一刻已然开始了。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邓安庆(ID:denganqing1984)

- END -
作者 | 邓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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